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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国统区红色金融战线上的“钱袋子”

发布日期:2021-07-02 02:1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在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1号,底部有着4根爱奥尼克立柱、外观为巴洛克风格的“外滩一号”大楼坐落于此。作为万国建筑群的“第一楼”,这里不仅是外滩南面的起点,也见证了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一百多年的变迁。

  从刚造完时的“麦克倍恩大楼”,到之后的亚细亚大楼,这座建于1916年、当时外滩最高的建筑迎来过很多任主人。从上世纪40年代到抗战胜利后,这里曾是党在国统区内第三线绝密机构——广大华行的办公场所。

  在周恩来及党中央直接领导下,广大华行作为重要的“钱袋子”,和“党的秘密金库”鼎元钱庄等国统区内的经济企业,与革命根据地、解放区金融企业共同构成了当时多元的红色金融体系。

  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陈德翔看来,国统区的红色金融主要表现为:党员自筹或以党组织经费参建银行、钱庄等金融机构或贸易机构,开展金融业务,补充党的经费,培养金融干部,建立解放区与国统区汇兑和物资通道,以及利用金融机构广泛接触社会的身份便利,开展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。

 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有着特殊的政治环境、经济地位和地理优势的上海,为中共的红色金融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  彼时,党在上海领导金融系统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条战线,是民主革命时期在金融业建立的统一战线。第二条战线,则是党建立的隐蔽工作战线,彼时,党在上海设立了一批秘密机构和组织,发展党的经济和金融事业,例如,“福兴商号”便是由中共党员熊瑾玎负责筹建、以经营湖南纱布为掩护的党中央机关所在地,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、办公提供了场所。

  而以“广大华行”为代表的第三条战线则受周恩来及党中央相关机构直接指挥、单线领导,支持党直接或间接开办企业的正常运营,以及采购紧俏军需物资驰援红色区域。

  1933年,由卢绪章、杨延修、 田鸣皋、张平、郑栋林五位爱国青年在上海成立的广大华行,主营西药和医疗器械邮购业务,同时,他们参加“洋联”、“华联”抗日救亡群众运动,有三人先后入党。“八一三”事变后,又在昆明、重庆、成都等西南大后方设立了分支机构,广大华行也成为党的秘密机构。

 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,国统区党组织形成了“三条线”的格局, 第一线是公开的,第二线是各省市的地下党组织,第三线则是绝密的“隐蔽战线”。此时,第三线的载体——广大华行,已经发展成一家颇具规模的股份制公司,也由党的一般掩护体转为隐蔽最深的经济和秘密联络机构,平时专门从事经济工作,为党在特殊情况下提供和调剂经费。

  “广大华行从1940年开始从事金融业务,通过公司的汇兑业务调剂上海党组织与大后方党组织的资金。1944年投资建业,资本占44%,从而控股。”广大华行创办人之一杨延修之子杨昆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。

  1945年抗战胜利后,想要回到上海非常不容易,杨延修以上校身份回上海参加伪卫生局接收。当时,他乘坐了从重庆回上海的第一艘轮船,同船乘客都是“接收大员”。他把广大华行的总部也回迁到上海,并找到了办公地点——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一层的办公室。这给广大华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商业形象。

  究竟该如何定位广大华行?用杨昆华的话说,“广大华行是掌管的股份制企业”,这句简单的概括背后,串联着一个个极为复杂的故事。

  由于是股份制公司,首先,广大华行的股东就特别复杂,四大家族都参与其中。比如,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了上海中心制药厂,和宋子文合作开了中国皮毛公司,蒋介石大舅子毛庆祥等也都跟广大华行有关系。此外,股东中还有不少著名的工商业者,如卢作孚、范旭东、包玉刚等人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怎么做好经营也是很复杂的。既不能损害股东的利益,又要保障党的资金供给。而给党的资金,大多十分紧急,金额又大。因此,广大华行日常的经营运作往往是经济和斗争交织在一起。

  “如何给党合理地提供资金,尤其困难。”杨昆华说,比如应该怎么把钱取出来,如何安全地运钞票,怎么把公司账目做清楚,都需要一一解决。

  例如,当时取钱不像现在随时去这么方便。当局只要发现有人要提巨款,都会让银行提供新的大额钞票,这样便于跟踪提款的人。“党于是找到了比较好的银行界朋友包玉刚、卢孟野帮忙,通过他们提供旧钞票、小额钞票。”

  像这样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组织不止广大华行一个。位于上海滇池路口四川路的鼎元钱庄,就是突破政府经济封锁的一个关键机构。

  1946年在上海筹建的鼎元钱庄表面上经营票据交换、汇兑等金融业务,实际上是党的一个秘密钱庄和地下枢纽站。1947年,鼎元钱庄在上海营业,并在高邮、淮阴等四地设置分部。依仗鼎元钱庄的资金调度,大量紧俏的军需物资暗中运往解放区。此外,由于鼎元钱庄开展的业务极广,票据在市场上的流通数量较大,香港开码论坛,通过票据交换、汇兑,逐渐冲破了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。

  除了鼎元钱庄,同庆钱庄也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金融机构之一,主要为新四军筹措药品和食品所需的经费等。整体来看,这一时期的钱庄主要承担了两个职能,一是为根据地、解放区筹措资金;二是将新四军、解放军在后方的物品秘密运到上海,销售后再将资金储存到钱庄。

  和当代的金融人不同,由于外部环境极为艰难,当时很多钱庄的创办者都会同步开展其他生意。同庆钱庄创办者后人、著名主持人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曾参与了“同庆钱庄”的创办,而曹启东也曾在面粉厂任职。曹可凡回忆道,祖父在他很小的时候曾跟他讲,工作过程中,一个经常出现的画面是,办公室里间是在交流,外面则是在协商。由此,不难看出当时开展金融业务的艰辛。就这样,曹启东借助在商界的特殊身份,行走在不同的条线,秘密帮助党组织和解放区运输物资。

  令曹可凡印象颇为深刻的一件事是,在解放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时,有一天,一位神秘人物带着一大箱簇新的金圆券来到钱庄。后来他才知道,这是淮海战役的战利品,这些战利品被缴获后,往往迅速运往上海,通过同庆钱庄等金融机构进行兑换,换取黄金,从而实现保值。

  就这样,本着“隐蔽精干,长期埋伏,积蓄力量,等待时机”的十六字方针,像广大华行、鼎元钱庄这样的组织得以长期隐藏下来。

  陈德翔认为,与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在于,国统区的红色金融主要体现在运营主体基本都是完全商业化的机构,更具有隐蔽战线的特点。而且这些运营主体除了银行和钱庄之外,还有贸易机构,因为贸易公司可以方便资金汇兑,加快资金融通,为党筹集资金和物资。

  不管是广大华行,还是鼎元钱庄,作为党管的“钱袋子”,最主要的任务还是长期为党提供和调剂经费,解燃眉之急。

  例如,广大华行在1942年为韶关地下党提供了85000元法币,1949年给党又一次提供了100万美元。

  “1946年,购置南京梅园新村30号、35号、17号,上海思南路73号、71号周公馆(这两处均为抗战后和平谈判时的中国代表团办事处)的经费,就是出自广大华行。这一年,广大华行集团营业额已达119亿元,净利润达39亿元,成为执政前掌管的大企业。”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、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何成钢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道。

  而鼎元钱庄的多笔业务同样重要:注入20%的股金,支持中共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;投资260两黄金,扶助左翼作家夏衍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;拨出100两黄金,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,全部运抵东北战场。

  在复杂多变的旧上海,这些隐蔽战线下的企业和钱庄,是如何“料事如神”、掌握市场规律、把握市场机遇的?

  除了在商言商当好“资本家”,还离不开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灵活的经营方法。其中一个典型案例,就是广大华行黄金失窃后的“盘尼西林”事件。

  杨昆华介绍说,1946年2月4日(大年初三),父亲将八九百两黄金金砖分装在两只皮箱内,随身携带乘飞机回上海。到达当天,虽然大部分在交易所交割掉了,但晚上存放在亚细亚大楼广大华行总经理办公室保险柜里、供业务和党作备用金使用的2万多美元、90多两黄金全部失窃。

  杨昆华说,父亲他们当时心里虽然特别紧张,但立即采取了“内紧外松”的方针,紧急从各个分公司抽调资金。

  他们又让美国分公司赶紧空运一批紧缺的药物“盘尼西林”来上海,并大作宣传,在大街小巷墙壁、路牌张贴,再到电台播出广告。于是,人人都知道了美国新药盘尼西林。果然,不出一周,这批新药赚了10万美元。与此同时,杨延修、卢绪章等人还通过当权人物催促警察局迅速破案,追回了部分失窃钱款和黄金。

  像这样惊险复杂的事件时不时就会发生,而在杨昆华看来,广大华行在这一时期之所以成功运营并发挥重要作用,除了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,执行统一战线方针,还离不开周恩来的关怀和领导,“凡是重大的决策都是由 ()周副主席牵头的”。

  1949年3月,党中央指示广大华行并入香港的华润公司,广大华行为华润公司提供了数百万美元,成为初创的华润公司主要的资金来源。根据党中央指示,杨延修等人离开香港前往北平,向中共中央社会部报到,在天津参加了由领导的接管天津市的调查研究工作。同年4月,随解放大军南下,准备接管上海。

  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后,杨延修等员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股份、红利全部上缴党组织, 开始新的战斗,随后又在1979年9 月参与创办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,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家民营企业。

 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范永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,杨延修等老一辈爱建公司创始人, 解放前作为地下党员从事经济工作,参与到实业救国的洪流中,解放后又通过经济工作支持新中国的建设,特别是带头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。

  “在1949年之前,他们就做得很好,”范永进认为,新中国成立后,创始人们在爱建的“梅开二度”也离不开他们在广大华行的经验。

  解放前,杨延修协助卢绪章先后在民安公司经营业务,在民孚企业公司经营国际贸易。广大华行还投资过银行、钱庄、药行、信托公司等。在香港,他们又创办了南洋商业银行和广业地产公司等。企业管理制度上,广大华行大的资金调度、人员任用等权力都在总行;坚持执行年终分红制度,并将一部分红利转为公司股份,使职工成为公司股东。澳门六肖王

  最重要的是,“公司每个重大决策,最后都要取得周恩来同志同意才实施,这也是他们成功经营的秘诀。”杨昆华说。

  魏协武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、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、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